一次听说顾维钧这个人,不是在高中的历史课堂上,而是出于对徐志摩的好奇。

进而查了查有关徐志摩的故事。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是风华绝代的名媛,1920年,十八岁的陆小曼受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顾维钧的聘用而兼职外交翻译。

由此知道了顾维钧。然而当时却并未在意,对他的印象一直只停留在“民国第一外交家”上。他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是那个年代中国的缩影。

直到无意中观看了电影《我的1919》。一部以顾维钧为出发点来讲述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窘境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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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被战火蹂躏的欧洲尚未恢复元气,旨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和奠定和平基础的巴黎和会准备召开,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担任团长的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祖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和会。

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和会上反而成为被宰割的对象,中国要求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但英、法、意主张将德国的利益转送给日本,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操纵了和会。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

日本则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仿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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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五四运动的爱国热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国势微弱所遭受的压迫,在未接收到清政府明确要求拒签的指示下,顾维钧全权代表中国拒签《凡尔赛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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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说顾维钧是在五四运动的压力下被迫拒签,那么来自清政府的压力又何在?在清政府未明确表示拒签的前提下,顾维钧顶着被清政府责罚的风险擅自做主。诚然,五四运动是推手,但真正的决定作用是顾维钧固有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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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深刻的是顾维钧那句“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欧洲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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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虽然老旧,但却意外地赋予了它历史风味的蕴意,那个年代的电影,那个年代的故事,和那个年代的记忆。

而顾维钧,是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人物,他肩负着时代赋予他的使命,书写他存在的意义。

一个人的灵魂应该附着于国家,而国家存在于时代的潮流中,这样的灵魂才具有历史给予的不老神话。

所幸,顾维钧拥有着这样一颗注定不会被忘记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