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币，互联网时代—些科技精英希望用新规则缔造一个重新获得“自由”的世界。

中国“硅谷”中关村，某币圈大佬James（化名）对旁边的崇拜者说：“法币（即纸币”）对于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觉得现在的银行早晚都会倒闭！” 打开他的加密货币钱包，价值几个亿人民币的比特币、以太币彰显着身份，而在二年之前，他还是一个身边人公认的“失败创业者”。

在这疯狂的加密货币暴富运动中，像James这样的币圈新贵大有人在，80%的参与者是和James一样的中国人和华人，他们的人格在从天而降的财富面前受到极大挑战。

中国一位上个投资泡沫时代的明星投资人王利杰公开表示：做虚拟货币和ICO投资之后一个月的收入超过过去几年的收入都要多。他在一篇《ICO的三个本质》的文章里这样描述眼前的繁荣——区块链是啤酒，ICO是泡沫，言外之意，一切都是合理和值得喝彩的盛宴。

然而，这一切是否合理？

由于暴富式创业方式的驱动，目前一些前沿的创业者都已经开始筹备发行代币业务，通常起点往往是100亿枚代币，这意味着如果每枚货币定价人民币0.3元，这家创始ICO公司起始的价值就是30亿人民币，相当于一家创业板小盘股上市公司。

还有一种更隐蔽的玩法也已经广泛的被应用，在青岛市的很多社区里，出现了一种用代币购买商品的售货机。销售公司不仅卖产品，还通过ICO发币的方式进行融资，其主要宣传的除了便宜之外，其实就是利用比特币“币圈一天，人间一年”的神话光环，一位创业者如果成功发币，或许提前了10年完成了传统企业家上市的奋斗历程，反而对结果负责成了10年后的事情。

币圈的这种财富转移基本上是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实现的，而现实的逻辑，电商互联网公司用了接近20年才完成了电商创新从新锐到前沿到实体化的转变，1999年的互联网泡沫到2018年才开始用电商成功经验投资线下的实体经济。

仔细推敲起来，我们发现围绕比特币相关讨论中主要有四种人：

第一种是比特币趋势的狂热追捧者，ICO的“原教旨主义者”，这种人相对纯粹，他们不在乎钱，要的是整个世界秩序的改变，他们的口号是“守住币，就是守住财富”。

第二种是“创新掮客”，一批曾经做投资或者媒体的高智商、有影响力的前沿意见领袖，他们利用第一种人的热情为自己寻找机会。“名”的方面在博得新科技潮流的话语权，“利”的方面在考虑眼前的投机机会以及长期的商业模式升级机会。

第三种人是“全球投资者和投机者”，

第四种人其实是目前没有被过多关注的“全球资本大玩家”，在他们发现代币市场拥有巨大的交易量拥有了巨大的套利空间，不排除他们在利用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在坐庄操纵市场。

以上的四种，都是这场全球性比特币、ICO豪赌的主要参与者，而“区块链”是他们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技术论据，一个迹象是——真正投资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公司很少参与币圈的讨论。

其一，这四种人的价值主张完全不同。

其二，这四种人虽然有不同的诉求，但是背后真实的驱动力都有两个，就是对现实金融秩序的不满，以及对比特币这种“新文明”形态的高度认可。在他们眼里——纵使无数争论的存在，但比特币代表一种终将取代现实世界的“新文明”。

比特币带着“新文明”的杀伤力，映射出“旧文明”全球资产价格不均衡以及个别国家的资产泡沫化的不公平，甚至包括全球央行无限制的印刷货币的掠夺性，比特币或许可以加速泡沫挤出。也映射出被法定货币排除在外的非法交易金融需求。比特币作为一种资产标的，存在的合理性已经不需要讨论。在韩国等国家将加密货币纳入监管框架的同时，“新文明”的“入侵”已经是既成事实。

那么下文我们用“新文明冲突”的视角来探讨一下比特币“合理性”与“合法性”:

合理性主要在于“文明融合”；合法性在于“主体定义”

1.在于分布式的区块金融内生态需求，提高特定领域金融效率，但并不能偏离货币本质，就是价值相关一般等价物。

长期看，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合法性在“新文明”的世界最大障碍并非认知，而在于新旧文明对合法性主体的观点偏差，如下：

首先， 关于权力主体：“旧文明”认为法定主体是获得权力的治理者，它的权力基础来自于集成个体信任。而“新文明”认为的法定主体是维护算法权威的组织者，它的权力基础来自于算法认同。也就是说，两种文明冲突在金融角度核心的交叉点在于是否由“政府合法发币”。

其次，关于文明主体：目前的时间点，从“新文明冲突”角度如何协调“新旧文明”，让人类哲学和伦理快速进入“人机智能时代”是一个历史性的命题，其核心就是人类接受“机器人”作为一个新主体参与人类社会活动，并拥有一定的身份认同。

最后，关于领导力主体：在文明融合的新时代，如果能让开创者的全新服务于公众，而非狭隘的商业利益。最好的可能性是与他们达成合作监管共识。

放大讨论到国家层面，如果我们用“新文明冲突“的视角来看比特币、ICO和区块链背后的本质。超越目前的“地缘政治”竞争，相信在“新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包括美日韩在内的发达国家政府也有迫切的需求联合起来，通过联合构建合理的“新文明监管机制”保证各自国家的治理主权。“旧文明”的主要矛盾是人类需要与生产力的矛盾；“新文明”的主要矛盾是人类主体性和机器主体性的矛盾。在这个前提下，各个国家治理政府有什么理由不共同努力构建合作呢？